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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"草根"上海漂流:壓力太大買不起房

發布時間:2013-08-15 15:23:00 來源:新華社-瞭望東方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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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Kiera出生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小鎮。5年前,她逃離了備受金融危機折磨的美國,懷著巨大的好奇和憧憬來中國闖蕩。為了讓自己更好地融入這個國家,Kiera換了一個非常中國的名字“李麗”。剛到上海時,李麗在人民廣場的地鐵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,她一輩子都沒見過這么多人。洶涌的人潮和喧囂的都市,讓這個來自全球最發達國家的姑娘極不適應,覺得自己像個鄉巴佬。

    以前,李麗經常和丈夫參加同鄉聚會。一次,一群太太聊得正開心,突然其中一位轉頭問李麗住在哪里,她回答說虹口,于是整個房間突然安靜了,空氣里全是尷尬。

    那次之后,李麗再也沒去參加住在古北那個“富人區”的美國朋友的家庭聚會。她發現,自己與這些“老鄉”已經不再是一路人。

    初到上海

    李麗很快就發現,對于一個美國人來說,上海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好找。

    “有一次我去一家外資企業面試,遇到四個競爭對手,一個是墨爾本回來的,一個是倫敦回來的,一個剛從法國的大學畢業,最后一個雖然不是海歸,但在大公司有五年的工作經歷,于是這個人拿到了工作機會。”

    外國人的身份有時還會讓企業產生額外的擔憂。“很多外企不僅希望員工英文沒問題,還需要中文流利。所以外國人在外資企業找工作并不容易。”李麗對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說。

    唯一讓她欣慰的是,雖然屢次失敗,但她總能獲得面試機會,而且都是讓她興奮的公司和職位。相比之下,籠罩在金融危機陰影中的美國顯得暮氣沉沉。

    到上海三個月后,李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,在一家外貿公司擔任總經理助理。這份工作并不算理想—公司只有幾個人,薪水也只有幾千元人民幣,日子過得緊緊巴巴。但“總經理助理”這個頭銜依然讓遠在美國的家人欣喜不已,畢竟與她在美國披薩店里當服務員的同學相比,這實在“太體面了”。

    不久,李麗感覺有些不對勁。對她來說,在這家公司上班太“輕松”了,只要坐在辦公室里等待公司合作伙伴參觀,或是陪老板偶爾把國外來的生意伙伴從機場接到酒店,再陪著吃吃飯、聊聊天。至于公司的主營業務,李麗沒有絲毫參與的機會。最終,她主動放棄了這個充當“花瓶”的工作。

   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語培訓機構的外教。李麗依然不滿意,因為薪水不高,競爭卻異常激烈。像她這樣大學畢業后直接來上海淘金的外國人,似乎一年比一年多,而且大多是從外教這個“門檻較低”的行業起步。

    “菲律賓人、法國人、西班牙人,這些母語并非英語的人都可以去做英語外教。”李麗對此很不理解。

    最關鍵的是,雖然和公司簽了勞動合同,但公司卻不愿給員工辦理在華就業證和居留證,這讓學過法律的李麗心懷忐忑,因為這意味著她得不到中國《勞動合同法》的保護。

    于是,在到上海半年后,李麗第三次跳槽。這一次,她又回到外貿行業,負責企業與美國客戶的日常聯絡。這次不像上次那樣輕松,因為時差,她每天都要上夜班,每周還有幾次白天要加班,這讓她疲憊不堪。

    “中國人的節奏實在太快,跟不上,除了工作,沒有時間去享受生活。”李麗一度感到很沮喪,甚至動了回國的心思。

    走出古北

    到上海一年后,李麗遇到了現在的丈夫。這讓她下定決心留下來。“為了表示在上海創立一番事業的決心,我們在上海只用中文名字。”

    李麗的丈夫Brett也是美國人。Brett在美國的大學里選修過中文,并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“李潤”,為了表示是一家人,他給老婆Kiera取的“李麗”這個名字,都姓李。

    不過對李麗來說,同一個姓氏并不能掩蓋他們之間最初的巨大差異。“我來中國是因為興趣,也沒有好工作。但他卻是一個高富帥。”

    就在李麗四處“打工”的時候,李潤已經是一家美國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,住在上海古北一幢裝修豪華的公寓里。

    古北是外籍商務人士聚居區,一套公寓的月租金,差不多相當于李麗的月收入。在這里,李麗感受到了上流社會的氣息。豪華公寓、專屬司機、住家保姆,還有每月一次的高管家庭聚會,以及聚會中種種有關文化差異、水土不服引起的笑話,這些讓李麗覺得自己真的“融入”了上海。

    不過,這樣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,因為李潤“上位計劃”失敗了。在來上海前,李潤在公司的拉美分公司擔任銷售主管,因為業績好,所以有了提升為總部銷售總經理的機會。

    為了給自己的上位增加籌碼,李潤主動要求到中國市場工作,“當時中國業務剛開始,大家都認為這將是公司未來最重要的市場。這就像在中國,官員提拔前一定要去最重要的基層干幾年,工作經驗很值錢。”直到現在,李潤還為自己“充滿中國智慧的政治頭腦”而得意。但那時他還沒體會到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這句中國老話。

    在一輪激烈的競爭后,李潤落敗,公司要把他調去歐洲市場,那里的銷售業績正連年下滑。

    權衡再三,李潤選擇離開原來的公司,留在上海。“在歐洲公司,你只能做到阻止或者延緩下滑,但在中國,你要考慮的是如何獲得更快的增長。”

    實際上,李潤對于自己在中國的前景還是估計得過于樂觀了。

    一番挑揀,李潤最終在一家跨國公司謀得了一個中層職位,薪資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。“以前除了基本工資,還有住房津貼、小孩教育津貼等很多津貼,還能享受和美國一樣的假期。但現在,因為我是在上海找的工作,而不是總部派來的,所以待遇跟中國員工差不多,只有基本工資,其他的津貼全部沒了,假期也沒了。”

    這對李潤是一個很不容易適應的落差。他感到自己與本土員工相比,已經沒有了任何優越性。

    輾轉流離

    2012年圣誕節過后,李潤和李麗就住房問題爆發了一次爭吵。

    李潤在古北的“豪宅”原本由他的上家公司支付房租,離職后房租成了沉重的負擔。李麗堅持換一套更便宜的房子,而李潤卻有心理障礙,認為這會讓他逐漸疏遠原先的圈子。李麗卻覺得那種心理是不切實際的“虛榮”。

    最終,李潤還是向“殘酷”的現實低頭了。他們搬到了楊浦的新江灣城。雖然沒有古北那么高檔,但這里也是上海一個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國際化社區。每個月9000元的房租,對李潤來說輕松多了。

    但是,通貨膨脹、房租上漲和雷打不動的工資,還是讓李潤的壓力一天天在增大。在2013年5月準備續約的時候,房租從9000元漲到了令人咋舌的1.3萬元。

    李潤只得另謀住處。

    朋友告訴李潤,中山公園還有月租金在7000元以下的房源,聯洋也有月租金1萬元以下的公寓,有時候運氣好,還能租到更價廉物美的房子。

    可李麗親自去轉了一圈后才發現,朋友說的已經是“去年的行情”。進入2013年,這兩個地段的房屋租金也上漲了近30%,傳說中的低價房早已被一搶而空。無奈之下,李麗在朋友的推薦下住到了虹口,雖然沒有了高檔國際社區的氣氛,但房租卻比原來便宜了1/3。

    當然,代價就是“老鄉們”與李麗一家有意無意的疏遠。對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來說,住在哪里,是劃分圈子的一個重要標準。“那能體現出公司的實力,以及你在公司的地位。”

    住房只是李麗一家面臨的諸多問題中的一個。物價飛漲,小孩的教育經費和醫療問題等讓李麗一天天深陷“柴米油鹽”的困擾。當年雄心勃勃的李潤也開始動搖,考慮回國。

    “中國的壓力太大,而我也買不起上海的房子。”李潤自嘲道。

    有人選擇離開,也有更多人選擇進來。

    跨國獵頭企業翰德最新一次的亞太區域招聘趨勢調查報告顯示,中國公司的平均人才流失率高達10%到20%,這也就意味著,超過80%的中國企業有著招聘的需求。即使在2009年經濟最低迷的時候,中國還是有33%的企業在增聘人手。

    不過,雖然來中國工作的外國人總量一直有增無減,但近幾年,這個趨勢卻發生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。越來越多的外國年輕人來到中國,從底層職位做起,他們與中國的年輕人拿著同樣的薪資,乘地鐵上下班,為商務區昂貴的午餐而煩惱。當外國人的身份不再成為企業用人的參考,他們在中國待遇的變化也就成了一種必然。

    而像李潤與李麗這樣在中國“打拼”的外國人,或許會越來越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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