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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談30多年前美日貿易戰:最大受害者是美消費者

發布時間:2018-04-03 10:32:07 來源:來自網絡

原標題:銳參考 | 妥協的代價!30多年前美日“貿易戰”留給中國這些啟示——

3月22日,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,基于對華“301調查”報告,美國將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,涉及金額約達600億美元,涵蓋千余種產品。特朗普這一對華貿易保護措施,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,也招致美國經濟界的批評和擔憂。在經濟國際化、自由化的形勢下,美國為何逆勢而行、執意加強貿易保護?又為何針對中國挑起貿易摩擦?回顧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頻發并不斷升級的日美貿易摩擦,從中或可找到答案。

美日摩擦伴隨日本經濟崛起

二戰后,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增長,日本與美國之間于1955年在紡織品領域首次出現貿易摩擦。1965年,日本對美貿易開始出現順差,1968年日本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,隨之日美貿易摩擦日益增多。這一時期,日美之間的貿易總體上是垂直關系,日本尚未對美國構成明顯的競爭,日美摩擦沒有受到更多關注。

 ▲資料圖片:20世紀70年代,一輛日本生產的汽車抵達美國。 ▲資料圖片:20世紀70年代,一輛日本生產的汽車抵達美國。

20世紀70年代以后,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不斷鞏固,美國在一些領域受到挑戰,日美貿易摩擦趨于頻發并不斷升級,摩擦的領域從紡織品逐漸擴大到鋼鐵、家電、船舶、汽車、半導體等。特別是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后,日本節能省油的汽車對美出口大幅增長,1980-1984年,日本對美出口在其總出口中的比重上升到35.2%,四年間提高11個百分點,加之里根政府實行高利率政策,導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急劇擴大。

 ▲資料圖片:1971年5月10日的《時代》周刊以“如何應對日本的商業入侵”為題。封面人物為索尼公司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。(美國《時代》) ▲資料圖片:1971年5月10日的《時代》周刊以“如何應對日本的商業入侵”為題。封面人物為索尼公司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。(美國《時代》)

在這種情況下,日美在汽車領域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,美國開始將匯率作為緩解貿易收支失衡的手段。1985年9月,美國、日本、聯邦德國、法國和英國達成“廣場協議”,日元兌美元匯率被迫大幅升值。與1984年度相比,1986年度日元升值50%以上,1988年度升幅高達90%。當日元升值難達預期效果后,美國繼續打出一套組合拳:

(1)1988年出臺新的貿易法,啟用“超級301”條款。1989年老布什執政后,在對日鋼鐵、汽車、半導體等貿易摩擦中,都曾動用過該條款。

(2)要求日本解決美國產品的市場準入問題,開放農產品、高技術產品、服務業等市場。

(3)迫使日本進行制度性改革,1989年日美開始“日美結構協議”談判,就經濟政策、制度及企業行為等進行磋商,促使日本在流通體制、商業慣例等方面進行開放性改革。

進入上世紀90年代,隨著日本“泡沫經濟”崩潰,經濟陷入長期低迷,產業競爭力下降,日美貿易摩擦逐漸消退。然而,美國在全球貿易摩擦中的角色并沒有改變,其對外貿易收支逆差的狀況依然持續,有所改變的只是摩擦對象的更換。

美國施壓驅動日本產業升級

為應對日美貿易摩擦,日本采取了一些措施。

一是對美出口實行“自律”。戰后日本對美經貿依存度不斷上升,每當日美出現貿易摩擦時,美國時常抓住日本這一“軟肋”對其施壓,雙方有關紡織品、鋼鐵、彩電、汽車等領域的摩擦,多以協商、日方對美自主限制出口得以緩解。

二是加快出口產品升級換代。面對摩擦和競爭壓力,日本加大對技術和產品的研發力度,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產品更新換代,以降低生產成本,保持出口競爭力。1965-1986年度,日本投入的研發經費增長18.8倍,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1.6%升至3.2%,增幅顯著高于美國,并且超過70%來自民間企業,日本企業不斷有新產品出口到美國。

三是擴大內需和從美國進口。上世紀70年代以后,在出口和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情況下,日本對外貿易政策總體上從“獎出限入”轉向振興出口、自由進口。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,日本實施有節制的擴大出口、鼓勵進口政策,減少進口限制的種類、關稅率等,簡化通關手續。日本對美進一步開放彩電、汽車市場,簽署牛肉、橙子貿易自由化協定,修改《大店法》以放寬流通領域的限制。

四是通過直接投資繞開貿易壁壘。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,日本五次實行資本自由化措施,從限制對外投資轉向適度發展。日本對美直接投資日趨活躍,豐田、馬自達等企業紛紛在美投資建廠。到1984年度,日本對美直接投資在其整個對外投資中所占比重達到1/3,不僅繞過美國的貿易壁壘,有助于緩解日美摩擦,也帶動了對美貿易。

 ▲資料圖片: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林斯頓市的豐田工廠 ▲資料圖片: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林斯頓市的豐田工廠

以上措施,一方面抑制了摩擦領域的日本產品對美集中大量出口,減緩美國相關產業的壓力,同時增加對美進口,緩解日美貿易收支失衡狀況,客觀上促使日本經濟朝著內外需協調、可持續的方向發展。另一方面,推動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及產業結構升級,更新換代的新產品不斷進入美國等市場。

美挑起摩擦損人更害己

美國對日挑起貿易摩擦,在一段時期內給日本經濟造成負面影響。比如,日本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生產、出口顯著減少,尤其是生產品種單一、出口地集中的企業遭到致命性打擊,乃至出現工廠倒閉、工人失業等情況。當日本政府采取妥協性措施時,時常會有其他貿易伙伴要求日本“一視同仁”,索要給予美國的類似條件,使摩擦帶來的影響和損失擴散。

當然,美國也難以獨善其身。首先,摩擦中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國廣大的消費者。限制日本產品進口,使國內消費者的商品選擇余地減小,難以享用到質量高、實用性強的日本產品。其次,美國國際形象受損。從本國利益和需要出發、在經濟低迷時挑動貿易摩擦來轉嫁國內矛盾,是美國慣用的伎倆。伴隨戰后日本經濟的崛起,美國不斷挑起對日貿易摩擦,同樣也暴露出其自私的本性和霸權主義。

▲美日貿易摩擦雙方都有損失。▲美日貿易摩擦雙方都有損失。

日美貿易摩擦對美國最為長期的影響是,被保護的產業更加缺乏競爭力。如美國經濟學家加里·貝克爾所指出,“依賴保護的產業在碰到經濟不景氣的時候,相對沒有辦法很快調整適應”,容易陷入惡性循環。在日美貿易摩擦的演進過程中,美國非但未能阻止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強大,反而讓本國的產業競爭力趨于下降,經濟地位下滑。到1980年,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從1955年的40.3%下降到23.3%。

中美之間不會歷史重演

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崛起,中美貿易規模不斷擴大,經貿摩擦日益增多。與當年日美貿易摩擦相比,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似有類似之處。其一,美國憑借自身的優勢地位,單邊挑起摩擦并頻頻施壓。其二,貿易收支不平衡是美國挑起摩擦的表象原由,實則是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。其三,美國動用各種手段,卻未改其貿易巨額逆差之勢。其四,美國將經濟問題人為政治化,意在打壓和牽制崛起中的對手。其五,摩擦演化的背后是技術競爭。此次特朗普對華挑起貿易摩擦的矛頭指向中國高科技產業。

由于國情、人口規模、政治體制、意識形態、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所處時代不同,與日美貿易摩擦相比,中美貿易摩擦具有新的特點。

其一,貿易規模和相互依存度較高。目前中美貿易額已達5800億美元,相當于日美貿易摩擦時期雙邊貿易額的數倍乃至數十倍。在經濟高度國際化、自由化的新時代,中美經貿關系相互融合,中國不僅是美國主要的進口來源地,也是其大豆、飛機、汽車等產品的主要出口地。

 ▲美國北達科他州一處農場正在對大豆進行分揀。(新華社/路透社) ▲美國北達科他州一處農場正在對大豆進行分揀。(新華社/路透社)

其二,美國對華挑起摩擦的借口更多、措施更嚴。中國在經貿規模、高科技發展、國際影響力等方面,均處于上升勢頭。與鼎盛時期的日本相比,中國是美國眼里更大的“戰略威脅”。美國對華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更多樣,也更嚴厲。

其三,中國通過對美直接投資緩解貿易摩擦的作用受限。隨著中國經濟、科技的快速發展,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力度,經常以“國有成分”“國家安全”“知識產權”等為由,阻止中國企業進入美國。特朗普政府很快將出臺有關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設限方案,中國對美投資會受到更多限制。

▲資料圖片:1月8日,美國通信運營商電話電報公司(AT T)撤銷在美銷售華為手機的合作計劃。▲資料圖片:1月8日,美國通信運營商電話電報公司(AT T)撤銷在美銷售華為手機的合作計劃。

其四,摩擦對美國企業及全球產業鏈的影響遠超以往。戰后的幾十年里,日本引進外資少,1989年度外國對日直接投資額為28.6億美元,僅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額的1/24,日美貿易摩擦對美國企業的影響較為有限。中國改革開放后鼓勵“招商引資”,外資企業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。美國對華貿易中的很大部分是美國企業的關聯貿易,一旦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發生貿易戰,會影響到美國波音、通用、蘋果、耐克、沃爾瑪等大企業,也會波及復蘇中的世界經濟。

其五,中國應對摩擦的準備更充分、應對能力更強。特朗普執政后,一直強調“美國優先”,貿易保護趨勢增強,屢次以“貿易收支失衡”“知識產權”等為由敲打中國。盡管中國一直不想卷入其中,但早已做好各種預案和應對準備。中國擁有遠大于日本的市場和發展潛力、對美出口產品具有可替代性、對美國也不像日本那樣存在同盟和依附關系,加之外部市場日益多元化、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穩步前行,為中國應對貿易摩擦提供了回旋余地和空間。

美日“貿易戰”教訓深刻

從日美貿易摩擦的演變及其與中美貿易摩擦的比較中,可獲得如下啟示。

第一,出口導向型政策不利于經濟穩定發展,市場過于集中會直接誘發摩擦。受出口導向型政策及產業結構升級、貿易自由化等影響,日本出口貿易不斷增長,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貿易收支呈擴大態勢。美國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市場,1985年日本對美出口在其總出口中的比重高達37.1%。日本大量商品進入美國市場,給當地產業造成沖擊從而引發摩擦。可見,在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同時,也需要擴大內需和進口,使內外需協調發展,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。

第二,特有的商業行為、慣例會引發糾紛,條件成熟宜主動開放市場。在日美摩擦中,美國經常指責日本市場封閉、流通體系繁雜、交易方式獨特等,使外國企業和產品難以進入。經貿摩擦帶來的成本未必小于市場開放,并且在外壓下進行的調整和開放往往要付出代價。因而,有必要健全和完善相關法規政策、標準化及認證體制,努力與國際通行規則相接軌,并隨著產業的成長適時開放市場,提高貿易投資的便利化程度,減少非關稅壁壘。

第三,研發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緩解摩擦,加強自主研發十分重要。日本對研發的大量投入,促進了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,提升了產業結構和產品競爭力,弱化了原有摩擦點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二戰后日本大量引進美國技術,將之改良后開發出更實用、更具競爭力的產品。隨著日美貿易摩擦升級,日本富士通、日立、美能達等大企業都因專利糾紛而遭到美國企業起訴。引進和模仿技術存在弊端,強化知識產權意識、大力加強自主研發十分重要。

第四,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規避貿易壁壘和摩擦,但需理性規劃、充分調研。在日美貿易摩擦升級、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,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業出現對美投資熱。其中,不乏盲目投資現象,如三菱地產收購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、索尼收購哥倫比亞影片公司等并購案,挑動了美國“民族主義”情緒,在“泡沫經濟”崩潰后蒙受巨額損失。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日益擴大,在規劃和實施投資戰略時,企業需要做好充分的實地調研,招攬國際型人才,建立風險評估機制。

 ▲美媒關于三菱地產收購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的報道 ▲美媒關于三菱地產收購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的報道

第五,妥協未必可以防止摩擦升級,還可能引發其他貿易對象跟進效仿。日美出現貿易摩擦后,一般是雙方進行協商,美國對日施壓或采取單邊制裁措施,日本被迫對美自主限制出口或開放國內市場。在紡織品、鋼鐵、半導體、汽車等領域的摩擦中,日本都曾做出過讓步,而結果并沒有阻止摩擦升級,時常還會有其他出口對象向日本提出與美國類似的要求。

第六,摩擦的解決需要雙方共同努力,美國也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。盡管美國對日動用各種手段迫使其減少出口、開放國內市場,但日美貿易摩擦并未得到有效抑制,這表明僅靠順差方的努力無濟于事,美國也需要從自身尋找原因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芬·羅奇指出,美國貿易收支逆差從根本上講,是由美國國內儲蓄率過低以及消費引起過度進口所導致。因此,美國要徹底解決貿易收支失衡問題,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,提升本國產業及產品的競爭力。

徐梅 |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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